而次贷危机已经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了几十年来最为巨大的金融体制改革，由此将给既定权利的重新界定带来非常深远的革命。
一世纪有个犹太哲人菲罗（Philo ofAlexandria），这是他的名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您自己在法学方面的研究和您对研究的看法是倾向于社科法学的，但是您做的《圣经》的译注工作恰恰是教义学的。
不过，话说回来，您举出的门派，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忘了这政法制度是谁建立、谁领导的。不少干部的价值观变了，近于拿钱干活的职场人士，把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作个人的仕途。那么，我们同学怎样走向大课堂，到社会上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而更新我们的法律教育呢？这方面，柏峰老师是一个好榜样，他组织开展的一系列针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法社会学调查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我没有把这两个区分开，但实际上是可以分开的，有的是不太看马克思的东西的，但是会引用毛泽东的一些理论。其实，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就考虑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路向何方。
所以，我总是建议我们同学，有兴趣的话，读个双学位，文史哲、社会科学都行。您写自己简介的时候都是说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四、时代状况：代表的民主，政党的精英 （一）民主代议制 现代社会的国家往往不是雅典式的蕞尔诸邦，这使得直接民主制的适用不太现实。
而二者之间权力斗争的过程将是所有人的灾难。虽然司法审查事实上不可能阻挡坚决而稳固的民意，但是它所提供的缓冲期正是使得民主决策中的审慎得以产生的空间。（三）精英倾向的实存、民主梦想的虚幻 虽然现今大多数人都怀有民主的梦想，但经由代议制的设计和政党组织的兴起，当代政治中精英倾向其实在进一步得到加强与贯彻。事实上，在争取政治权利的时候民众或许会对政治事务非常关心，而一旦原初目的达成，政治事务开始流于日常，民众会对这样一种不能提供激情和梦想的政治生活感到厌倦。
若按照近代以来流行的权利分割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梭伦改革中普通民众获得的前两种权力的份额较小，而对于后者（司法权）的划分则显然更有利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其实与审慎要求相呼应。
在分析庇西特拉图时期的政治时，我们看到虽然他采取了梭伦的民主化改革政策。3.执行效率论的误解 对于雅典民主无效率的指责实为误解。作为平民领袖，开始时他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便通过给予人民大众以公民权来争取人民的支持。同时，民主梦想的存在也帮助我们不断校正精英倾向，使之免于沦为精英自谋私利的借口。
用阿克顿的话来说，即是：如果说敌对利益已造成了许多伤害，那么，错误的观念则造成了更多的伤害。同时，现存的精英很可能因为其地位与权势走向自以为是，根据帕累托在其《精英兴衰论》中的观点，精英是一个历史交替的过程，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存疑，因为从历史来看渐次换血的理论更切合实际。反之，对民主制度的追求其实是实现公民平等的手段——从梭伦开始破除出生的不平等到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破除财产的不平等，都可作此明证。如果仅仅从政治实际治理层面来考量，无疑，民主梦想看起来很像是一种虚幻。
代表认为自己获得足以左右局势的授权，而且事实也是这样。四者是民主制度缺乏规范。
否则将再次陷入（1）平等理论的祛魅中所指称的俄罗斯轮盘的境况。由此而认为民主只议难决，是对民主缺陷的过分强调而忽略了民主政治在于意见催发上的积极作用。
依照此种见解，若统治者一心一意为民众谋求利益而且确实完成此项任务，则民主制度实无必要。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同伯利克里的民主制度一样被称为黄金时代，实在是对此最为精到的注解。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错误倾向。普通公民对城邦的贡献并不亚于政治精英，所以在对城邦事务的决定上就只有力行民主制度，才符合正义。伯利克里的改革使得雅典民主制度进入极盛阶段，被称为黄金时代，在伯利克里的演讲中，他本人也对此种成就颇感自豪。3.利益分配诉求的脱靶 认为民主制度可以保障大多数普通公民的利益理论，其实很容易被柏拉图的假设所驳倒。
首先在治理层面，一方面承认精英倾向，亦即精英们专业、智识高、能力强。现代发达国家，大多都不独是民主政府，更兼为法治政府。
简言之，庇西特拉图时期的民主梦想在于民众生活富足及其要求得以满足，而精英倾向在治理层面得以付诸实践并得到巩固。他的社会支持的来源，如前所述，是人数占优的山居派。
而平民大众则是极端愚昧无知。由此将可以达至政治的稳定与有序，进而实现善政。
而政治，无疑要求负责任的态度，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寡头制还是君主制。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民众对于精英的执政有所选择和认可。除军事财务官、观剧基金财务官、供水检察官和军事官员是由举手表决选举产生外，所有官员皆由抽签选出：五百人议事会由抽签产生。庇西特拉图出身于古代雅典古老的名门望族，是梭伦的族人，也是一个富翁。
对于各类事项的久议不决导致战场上对于军情变化的应对缓慢，进而导致雅典人在战场上的失利。通过阿尔基努斯请求的民众议事会，无疑也缺乏一种对于规范的尊重意识。
但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第一个被陶片放逐的人是庇西特拉图的亲属科里图斯人卡尔慕斯之子希帕库斯，克里斯提尼便是专门针对此人制定了这项法律，因为他希望赶走这个人。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才德能力说确实为精英倾向提供了正当化理由而非为民主梦想提供理论支撑。主席团只设一位总主席，通过抽签选出。
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辅助以配套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民主制度的补正。从而扩大了参与政治管理的民众人数。文艺工作者、不为人知的思想家，他们所作出的对于国家的贡献根本无法予以精确的计算。战争形势平稳发展，雅典人便会保持民主制度。
例如亚尔西巴德几次战胜伯罗奔尼撒舰队，并重新打开了黑海粮食供给的道路，这成功提高了民主党的情绪。虽然陶片放逐法本意是为维护民主制度，避免重蹈僭主复辟和寡头再起的覆辙，但据《雅典政制》所载，从那时（约公元前485年或484年）起，他们也开始用陶片法放逐其他人，包括那些显得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这样的民主领袖，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幸福，都有其助益。
此时的克里斯提尼，难言是民主的斗士，或者更恰当的，是利用民主为其自己的政治斗争增加砝码。在这里他与克里斯提尼一样，有利用民众争夺权势的嫌疑。
